一面扭曲的镜子--许文荣回应黄锦树的《野性的思维》完整版

2012年4月12日

《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出版后,受到各界的关注。作为主编,彦莊和我都感到无比欣慰。这项出版计划,源自2006年初的一项我国高校马华文学教师的脑力激荡会,会后大家议决出版两套马华文学教材。一套是比较宏观的论述马华文学发展演变的《马华文学教程》,另一套是收录作品并进行解读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以下简称《解读》)。第一套书经过三位外审,即王德威教授、王润华教授及黄万华教授的评审后,目前正在按着外审的建议积极的修订中。第二套经过5年的筹编、从选稿、申请作者授权、找撰写人、召开研讨会评审解读文稿、校对等,终于在今年三月初出炉。由于是第一次的尝试,我们虽然战战兢兢,但是却是抱着认真的态度编写这两套教材,过程旷日而持久,但能为大专马华文学教育做点事,内心还是很喜悦的,特别是《解读》出版后,收到不少积极的回应,例如台北大学的陈大为教授来函说:“你们编得很用心”、在台湾大学执教的高嘉谦博士也在电邮中说:“基本上已把马华具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皆收录进来”、马华小说家小黑则通过一位学生转达说:“这套书的选本比较平衡,除近期的现代与后现代文本,也把早期写实主义的作品收录进来”。无论如何,出版后我们再重看时,还是发现有些不尽善之处,当然也存在一些我们所看不到的问题,因此愿意接受别人善意与具建设性的批评。希望再版时,可以再进行修正、增删、调整等,使她更趋完善。

无论如何,读了黄锦树4月6日刊登在《星洲日报》言路版的〈野性的思维?——《马华文学文本解读》的怪异分类及其他〉,我听不到来自善意或具建设性的声音。他以一面扭曲的镜子来看这部《解读》,虽然有一两个观点尚还客观,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以蓄意歪曲的方式来进行批判,使我不得不加以回应。


扭曲一:故意歪曲事实

黄锦树说,这部《解读》最致命的错误是“很显然的诗和散文被牺牲掉了”、 “更别说诗与散文之集体的遗漏了。”、“反过来说,它也许其实不过是错收了少量诗与散文”?

我非常质疑黄锦树的计算能力,任何人只要打开目录,再翻到相关页码对照,马上可以算出《解读》收录了多少诗与散文。在所收的48篇文本中,诗歌有13篇(还有一个纯粹都是诗文体的“政治抒情诗”类目),散文也有12篇,两个文类加起来共25篇,占了总文本量超过50%。

第一句和第二句给人感觉《解读》没有选诗与散文,第三句又“反过来说”,她收了少量的诗与散文是“错收”,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反反复复?更严重的是后面那句,他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判定《解读》所收的那些优秀的诗与散文作品是“错收”,否定了众多杰出的马华作家如温瑞安、温任平、潘雨桐、何乃健、林幸谦、吴岸、方路、傅承得、游川、沙禽、陈大为、钟怡雯、辛金顺、吕育陶等的诗与散文创作!

《解读》虽然选了较多小说文本,主要因为小说的篇幅较长,可容纳较多的书写类型。无论如何,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与审美情趣,不在文类的竞赛或数字的平衡游戏。

 

扭曲二:把相对的理解为绝对

黄锦树在《野性的思维》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体例混乱,犯了选集的大忌”、“有的是题材,有的是手法,有的是文学思潮,有的是文学标签……”、“不同文类宜分开编选”、“与其用不同的标准下去让人困惑,不如采取最简朴、保守的做法”。

从这几段话结合起来理解,黄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不同意《解读》用新的方式来为文本分类,要我们回到最简朴、保守的做法,即按着文类小说、散文、诗歌等划分。第二是在我们的分类标准下,质疑我们标准的不统一。无论如何,我要说的是,不论选本要怎样分类,在分类细目下用什么标准,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主要根据选本的读者对象的需要与主编的文学观点。

文学作品最简单的二分是“写什么”与“怎么写”,或者所谓的“内容”与“形式”。在我们十几年的本地高校文学教育的实战经验中,发现本地大学生对作品“写什么”较能掌握,即内容、情节、人物与主题思想等这些层面,而对文本“怎么写”较不熟悉,即涉及文本的创作手法与文体设置,因为他们过去的文学教育没有很注重这层面。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马华的选本体制来加强学生的这方面能力(当然作为完整的文本,内容与形式两者是互动互补的)。目前市面上已有了不少用文类划分的方式编辑的选本如陈大为、钟怡雯及黄锦树分别所编的《当代马华诗歌选》、《当代马华散文选》及《当代马华小说选》;有方修所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大马作协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陈大为、钟怡雯主编的《赤道形声》、《马华新诗史读本》、《马华散文史读本》等。这些都可作为辅助教材,文学教材未必只能一本独尊。

我们选择了以书写类型作为分类标准,即文本的文字形式、叙事结构、意象/象征的运用、文本的体制与肌理等,并且一以贯之,并没标准的不统一。无论如何,文学的分类往往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诸如黄所提的新兴文学、南洋文艺、抗战文艺,爱国主义文学,你可以把它们视为文学史分期,也可以说是按题材分、按主题分、按文学标签分,但对我们来说,这四者都属于不同的书写类型。“新兴文学”以通俗的文字、激昂的语调,二分的叙事结构,为下层阶级发声;南洋文艺以探入南洋的风土民情、凸显南洋地方色彩与生活形态,展示更多元的文本形式;抗战文学通过浓烈的中国符码,慷慨激昂的文字,悲愤的语调,较趋同的叙事结构,激发读者的爱国心。爱国主义文学强调对其他民族神话与传说的运用、探入各族的文化心理与加强马来亚色彩,同时强调各族亲善团结或生命共同体的叙事套路。其他的类目,包括地志书写、饮食文学、同志文学、离散书写等,都是用这样的标准建立的。

文学的定义本来就是多元的、繁复的,并非铁板一块,或一刀切成,而文学的精彩也在她的多元性、丰富性,如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可以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四个要素去理解,甚至从读者的角度去解读时,西谚中“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与巴赫金所提出的“众声喧哗”,在在展示了文学的复杂性、歧义性与多面向,研究文学的人如果不从此途径下手,或为前提,必定把文学引向死路。与此同时,在当代马华创作的快速发展中,许多新的文体或类型的逐渐冒起,如都市书写、地志书写、同志书写等(《蕉风》曾个别制作了地志书写与同志书写的专题),到底能否划分成独立的类目,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为何黄锦树偏偏把它说成绝对,这难道不是一种扭曲吗?

 

扭曲三:自立为审判官

黄也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把别人视为野性的、相对的好像只有自己才具有灵性,这正如殖民时代,殖民主把自己视为“文明人”,总是把被殖民者视为“野蛮人”(barbarian)),必须接受他们的开化。尤有胜者,黄喜欢自立为审判官,判定别人(主编)“对这两个文类其实是比较不熟悉”、“搞不清楚什么是‘后设小说’、魔幻写实、‘仿拟’”。我们到底搞清楚这些书写类型了吗?请再去详细阅读每个书写类型第一页的文体类型简介。概言之,这些文体都从西方传播过来,后设小说,英文称为“metafiction”,大陆译为“元小说”、“超小说”及“自我意识小说”,它的特点是作者边写边评或自写自评,通过一些预设的语言(元语言)与读者展开对话(或与小说人物对话、小说人物与读者对话等)。魔幻写实,或更普遍的称为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源自南美洲的一种写作类型(以马尔奎斯的《百年孤寂》为代表),以魔幻、梦境、荒谬等情境、或人物的巫术、超能力等叙事手法推动情节,去介入现实社会与政治。仿拟,又称为滑稽模仿(parody)等,是以滑稽、荒谬的方式模仿其他文本的人物、语态、情境等,以达到对他人的嘲笑、讽刺与挖苦等。


扭曲四:把“解读”理解为“毒药”?

黄说:“就读本而言,‘解读’宜简。最好只陈述作者的基本资料、代表作、风格特征及文学史上的地位”“针对单一作品的解读时两面刃,……懒惰的授课者可以照本宣科,……懒惰的学生也不必读文本,只要背解读以应付考试即可。”

黄的这些话从根本上就是全盘否定了《解读》的整体意义,因为,既然是两面刃,为何只描述负面的情况,为什么没有谈谈它的正面效果,这不正揭示了黄的偏见吗?在今天文学越趋复杂与多元,我们不能只从作者资料去了解文本,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说法,认为作者尚可对理解文本有一定的帮助。但学生需要知道比作家资料更多的讯息,虽然不一定要完全具备艾布拉姆斯所列的四要素,但至少从文本(书写类型)与读者(评论者)的视角去理解参照,还是非常需要的,以扩大本地大学生的文学视野。(另一方面,马崙的马华作家生平研究的几部著作,作家协会的《马华作家百人传》等均可作为理解作家资料的参考书。)

我们认为分析能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解上,在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架构上去发挥推理、想象及创意思维。在实际与使用此书的学生交流后,发现到有两类的学生,一类是阅读了文本后,对文本的书写手法不熟悉,造成理解的困难,因此马上就阅读“解读”以对文本有更多的理解,协助他们做进一步的文本分析。第二类的学生读了作品后,没有马上去看“解读”,而是先按着本身的理解去分析文本,不想先被“解读”影响。他们对文本进行分析后,才去跟“解读”进行比照,补充某些自己之前所没想到的观点。
居台多年的黄锦树,对本地的文学教育没有实际考察,就断定“解读”必然是毒药,会导致老师与学生的集体偷懒,或不读文本、或不愿意去思考、或死背死记去考试,不只本身自以为是,还侮辱了本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

 

扭曲五:轻视马华本土文学工作者、愚民心态作祟

黄说“实在不必抱着‘他们有,我们也有’來负气争胜(‘都市文学’、‘同志文学’、‘饮食文学’、‘地志书写’、‘后现代主义’等尤其有这样的意味),徒然自暴其短而已。”

我们跟谁争胜负气了?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同行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激励,本来就是很自然的。经过数次的脑力激荡与工作坊,我们选择在《解读》中列入21种书写类型,一方面是希望能更完整的归纳马华文学的创作方式与文体类型,另一方面也是依据本身与外国文学界同道交流后的经验,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在大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参加会议的经验,认为需要更完整的展示我们的书写成果。我们的努力虽然有目共睹,但是也需要具体的展示我们努力的成果,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一项都比别人好,但恰恰是当我们勇于展示时,才能够更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可给学生增长见识,让有志创作者将来可继续改进。

在台多年的黄锦树没真正去了解本地大专的文学教育与本地实际的创作成果,却对正在大专执教的教师指指点点,应该这样、不宜那样,暴露了他鄙视本地文学工作者的心态。例如“同志文学”,除了蕉风的专辑外,许通元也编了一部很不错的马华同志小说选本,《解读》所选的陈志鸿的〈腿〉,曾赢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小说首奖。另外林金城等人这些年来所带起的饮食文学;辛金顺等人写得很棒的地志书写文本;吕育陶、冼文广、许维贤、假牙等所发表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在在都不容小觑。为何我们展示这些书写类型便会“自暴其短”?这些书写是否只配在学术丰厚的台湾或其他地方谈,本土马华这里就不配呢?本土马华只需要简朴、保守的东西就行了,因为本地马华文学工作者仍然“野性未泯”?黄锦树应该没有因内在的愚民心态作祟而迷失自己吧?


扭曲六:身份的扭曲

〈野性的思维〉末段讲了一句很可笑的话:“当我看到书时生米已煮成锅巴,木已成炭”

这句“感叹”好像是一位老板对一位犯了严重错误的下属的训责。黄一开始称“身为同行”,可是从他的语调与语态中,他已扭曲了自己的身份,俨然以马华文学界的大老板姿态君临天下,犯了严重的身份扭曲。从《解读》的整个编撰计划中,不管在编选或编写或评审的过程中,正如黄自己所讲的“动员了大马相关领域的精英”。但黄是局外人,更不是老板。他的“感叹”也好,“训责”也罢,是令人感到莫名奇妙的,只暴露出他对自己身份的混淆。我们的真正老板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特别是前主席丹斯里陈广才先生,是他不遗余力的带领中协资助与出版这项教材编撰计划,并时时对编务的进展表示关心与给予我们宝贵的提点(包括委任外审),才能使这项编撰与出版计划逐渐的落实。身为主编,我们有权选择可以更好合作的伙伴,拒绝那些“妄自尊大、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人,以确保计划的成功。话说回来,黄锦树也不用作无谓的“感叹”,只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说服留台联总或申请台国科会、蒋经国基金的资助,或动员相关领域的精英、或自己亲力亲为,编撰另一套他理想中的完美教材,以黄的知名度、敏锐的眼光、丰富的文学知识,出版后肯定大热。马华文学需要更多的教材,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至少有20部以上的教程与选本,我们真的是少得可怜,需要更多元的教材让国内师生有不同的选择,《解读》虽然是第一部,但却不会是最后一部,我们期待更多马华学者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具体成果与突破,愿与黄锦树一起共勉。


(2012年4月1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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